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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如何發現石橋子鎮澇洼官莊村的大包干早于安徽小崗村的?

        2018年7月20日,黨史研究中心工作人員在石橋子鎮澇洼官莊王近興家采訪

    劉培泉

     
      改革開放以來,諸城先后創造了商品經濟大合唱、貿工農一體化、農業產業化經營、中小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為民服務聯動、農村社區化服務與建設等在全省乃至全國都有一定影響的經驗。為了反映這一系列成就,更好地激發諸城廣大干部群眾參與新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創造性,推動經濟社會更好更快發展,2017年,諸城市委決定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籌辦諸城改革發展歷程館。展館規劃設計由北京的一家公司承擔,布展具體內容由我們黨史研究中心具體分工負責。內容主要分四類:文字介紹、圖片、視頻和實物,其中大包干這一部分內容由我負責。在查找并撰寫這部分內容時,我專門翻閱了1977年8月至1980年6月,時任諸城縣委書記王樹芳的回憶錄———《求是人生》一書,農村開始大包干的部分內容在其中有記載。我在仔細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力求從字里行間有新的發現。因為諸城改革開放后創造出了那么多在山東乃至全國都有影響的新鮮經驗,在開始的大包干中也應該有所貢獻。功夫不負有心人,有兩段文字引起了我注意:在《農村改革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第70頁)這篇文章中有這樣的敘述:
      ……澇洼官莊大隊地處丘陵,“文革”中派性、族性嚴重,鬧得生產停頓荒地連片,社員生活極端困難。因找不到人當生產隊長,村支書于振興(注:應為王近興。王近興當時擔任村黨支部委員、民兵連長、大隊保管員、二隊生產隊長,還不是村支書)于1978年與干部群眾商量搞了包產到戶,社員都忙著種田,沒有人鬧派性斗爭了。結果,面貌大變……。
      在《農村改革的探索與完善》(第180頁)這篇文章中是這樣敘述的:
      石橋子公社澇洼官莊大隊,地處丘陵,“文革”中派性、族性嚴重,鬧得生產停頓,連年荒地連片,社員生活極端困難。因找不到人當生產隊長,村支書于振興(注:同上)于1978年征得多數人的同意后,背著上面搞了包產到組,以后又搞了包產到戶。社員都忙著種田,再沒有人鬧派性斗爭了。結果,面貌大變……。
      澇洼官莊村在1978年就搞了包產到戶,結果面貌大變,這說明1978年春天就搞了。這要比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安徽鳳陽縣小崗村還要早,這可是諸城大包干的一個亮點,但在諸城的其他報刊書籍甚至檔案中都沒有找到記載。
      為驗證并挖掘這個過時的“新聞”,在征得單位領導的同意后,我聯系了石橋子鎮黨委辦公室,找到了當事人王近興。首先進行了電話聯系,由于過去40多年了,王近興也記不清楚時間了,我就間接地問他,你們搞大包干比周圍村莊早還是同時進行的?王近興說早一年。于是,我和一位同事親自到澇洼官莊村進行了實際了解,在得到基本確認后,我們黨史研究中心和石橋子黨委有關人員又去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調研,進一步進行確認。為了得到更準確的信息,在我們的要求下,王近興把村里數十名老人請到了他家里,進行了面對面談話。我們黨史研究中心張蘭提出了一個問題:有沒有那一年的典型事件來標志。這時,王近興的老伴一下子醒悟過來,確定地說,她的大女兒是1978年農歷三月十五的,第二天,石橋子黨委來了一些領導,就在她家里開會,中午還在她家里吃的飯,接著就實行了包產到戶。這也得到了其他人的確定。
      在這之后,我又從檔案里尋找信息,盡量從多方面得到驗證。從1979年和1978年的資料中尋找當時的工作管理方法和措施。
      在縣級層面:
      1979年1月,時任縣委書記王樹芳《在農村經營管理會議上的講話》中有這些內容:“(1978年)實行了‘四定一獎懲’的責任制,使這些單位有效地加強了體制改變后的管理,促進了生產的發展。”“許多單位在加強勞動管理以后,只要干部定下小段計劃,包下工去,廣大社員就‘八仙過海各顯其能’,自緊自地干起來了。”“一年來,由于經營管理搞得比較好,黨在農村的經濟政策也得到了較好的落實。建立健全了勞動管理制度,實行等額包干,賞罰分明,有效地解決了過去那種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孬一個樣的問題。”“賈悅公社賈悅西村林業隊,1977年24個人負責管理,由于缺乏經濟責任制,干孬干好一個樣,一年的收入還抵不過開支……1978年實行了‘五定一獎懲’的責任制,減少到12個人,收入翻了三番。”“對今后經營管理工作:一、要把生產責任制進一步建立健全起來。”“因此,各單位都要普遍推行小組作業、定額包工……實行七定一獎懲的責任制。”“一般地講,就是在國家計劃和黨的政策指導下,生產隊有權從實際情況出發組織和安排生產活動。”
      1979年1月,時任縣委副書記崔功甫在縣經營管理經驗交流會上的發言提綱中指出:“如果一個生產隊只有二三十戶,就不一定再劃分作業組了。總之,要本著有利于管理,有利于調動積極性,因隊制宜來劃分作業組。”
      在石橋子鎮層面:
      1978年12月《石橋子公社農田基本建設總結報告》中提到:“小組作業,包工定額責任到人。”
      1978年11月《石橋子公社黨委整風情況匯報表》中提到:“經營管理混亂,勞力不歸田,車馬不務農,工匠單干,包工到戶,……”
      1979年1月,時任石橋子公社黨委書記陳溫和在中國共產黨石橋子公社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工作報告《認真落實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為加速實現農業現代化而奮斗》中有這樣的表述:“在研究制定工作管理中,要認真研究推廣實行專業化管理的經驗,研究探索‘以產定工’‘以產定獎懲’的經驗”。
      應該說,從縣和鎮兩個層面,都已經隱含著有大包干的內容了。
      當時,諸城在這方面沒有進行宣傳是有原因的。當時的上級政策還不準實行大包干,時任諸城縣委書記王樹芳壓力很大,這在《求是人生》和我們前些年對王樹芳書記的采訪中都有提及。直到中央在[1982]1號文件中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同其他形式的各種責任制一樣,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時,全縣廣大干部群眾才吃了一顆定心丸。
      (作者單位:諸城市委黨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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